養生，因酒方而火熱

草本植物，自然扎根于原鄉大地。生長在不同高山、森林、平原的無數植物，最后的歸宿往往既在藥方中，也在飲食里。

中國歷史上可入酒的草本植物，可謂數不勝數。唐代杜牧嘗過“賈府松醪酒”，贊它“秋來美更香”；王安石在新年的爆竹聲中，感慨“春風送暖入屠蘇”……他們喝過的松醪酒、屠蘇酒，都離不開松針、白術、桂枝這些草本植物。

而如果要聊起草本與酒的“集大成者”，非明代莫屬。隨著元明時期蒸餾技術的不斷成熟，也得益于明代對酒稅并入商稅（《明史·食貨志》：酒按“凡商稅，三十而取一”。），大體上放任私釀私賣的舉措，使得酒業的發展迎來了另一個高峰。

首先的變化，是高度酒的橫空出世。它頓時解決了從前以發酵酒為酒基的草本酒不能長期保存的難題，于是更多的植物被加入酒中。

人們懷著極大的熱情與好奇探索它們之間的配伍秘訣，李時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在他的曠世著作《本草綱目》中，“酒”字出現了5600 次，酒方200 多個，包括“屠蘇酒”“五加皮酒”“地黃酒”“牛膝酒”等等，其中多以草本入酒。可以想象，當熱烈奔放的酒，遇上一位冷靜嚴謹的醫者，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。

李時珍所創制并收錄的1萬多個處方中，“熱酒服”“酒服”“擂酒服”“酒煎服”成了一系列高頻詞。他對酒的態度是，“酒，天之美祿也。面曲之酒，少飲則和血行氣，壯神御寒，消愁遣興。痛飲則傷神耗血，損胃之精，生痰動火”。正因為懂酒，他才將酒性與植物的性情融合、拿捏得游刃有余。要么直接用酒治療，要么以酒浸泡、調配各類草本植物，要么用酒來炮制藥材。當人參泡進酒中，則補中益氣；茯苓酒暖腰溫膝；菊花酒袪風明目；茴香酒理氣止痛……因而，明代的草本酒除了沿襲過往的風雅外，還掀起了一股濃濃的滋補風，并逐漸滲透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，引領全民養生保健熱潮。

某種程度上，《本草綱目》是明代大眾以酒養生的縮影，折射了人們對于養生酒所采取的一系列嘗試和成果。李日華所著的《六研齋筆記》同樣提到：“麰麥之精，黍稌之英，養以火齊，淪以淳清，酒有自然之味焉，尊生家稍輔以藥物，貴其得將而善達也。”當擁有“自然之味”的酒遇上“自然生長”的草本，其迸發的潛力，不容小覷。

草本，養生酒的“酒搭子”

比起酒和人之間的距離感，酒和植物的關系倒是一直穩定且緊密。從理論上說，無論是自制的薄酒，抑或是珍貴的佳釀，本體都是自然界中花葉、果實與根莖的化身。

進入明代，“露酒”成了時代的寵兒。 它通常以蒸餾或發酵酒為基，以果汁、糖汁、草本與芬芳物質勾兌而成，也可以通過醅醞入料或蒸餾取露的方式獲取。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，民間創制的露酒種類不斷增多，其中北京各酒坊所出產品，被統稱為“京華露酒”。距離我們更近的《天咫偶聞》就記載了很多品名的露酒：“如玫瑰露、茵陳露、蘋果露、山楂露、葡萄露、五加皮、蓮花白之屬。凡有花果，皆可名露。”酒中浸泡的各色花果枝葉，其表面會凝結細小的水珠，宛如自然界草木成露的形態，故而名“露酒”。此外， “露”也有暴露之意，就像把植物曝于酒中，使其有效成分浸淫而出那樣。

露酒之所以受到大眾的追捧，一是源于其獨特的風味，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它的養生屬性。

明代顧璘的《山中集》有過這樣的描述：“……藥和宜老病，梅賞稱先春。野客慚空腹，陶然得醉醇。”這些本就作為藥物使用的草本植物，常常會出現在露酒的配置清單里，作為其中常見“酒搭子”，岷歸、黨參、黃芪、枸杞，俱是露酒最好的“伴侶”。

以岷歸為例。它指的是生長于甘肅岷縣及周邊地區（如宕昌、漳縣、渭源等）的當歸。關于它的品種和產地的記載，自古以來并不紛繁，最早見于《神農本草經》，多為“馬尾”和“蠶頭”兩種，但唐代《新修本草》指出，蠶頭當歸已逐漸不被使用，以馬尾當歸為優。于是，以種植馬尾當歸為主的岷縣便成為當歸里最優的產地，一直以來都有“千年藥鄉”“天然藥庫”之稱。明代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中這樣描述生長于甘肅岷縣的當歸：“……秦歸頭圓、尾多，色紫、氣香，肥潤者名馬尾歸，最勝他處。”盧之頤還在《本草乘雅半偈》中做了一番比對：“……他處者頭大尾粗，色白枯燥，名頭歸，不堪用也。”

至于枸杞，在《詩經·小雅》中就以“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”的記載出現，唐時便成為養生保健酒的主力軍，可“補虛，去勞熱，長肌肉，益顏色，肥健人”。

而在《本草綱目》里，李時珍對黃芪的名稱做了解釋：“耆，長也。黃耆色黃，為補藥之長，故名”，認為它是補氣的要藥。

養生酒，不曾消逝的傳統

為什么露酒廣泛應用在明代社會里？首要原因當然是醫學水平的發展，人們發現：酒是很好的溶劑，可以將浸泡材料中的大部分物質有效溶解，且不與它們發生化學反應。這種基本的萃取原理雖然很早就被先人所掌握——比如唐代的《外臺秘要》就曾記載枸杞酒的做法：“用生枸杞子五升，搗破，絹袋盛，浸好酒二斗中，密封勿泄氣，二七日。服之任性，勿醉。”，但是直到明代，才開始被真正發揚光大。

更深層的原因，則是來自明代養生理念的轉變。在儒家思想盛行的明代，養生和“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”的儒家思想之間產生了更加緊密的聯系，人們將祛病、強身、補氣、補益等種種健康訴求，一同并入養生理念里。

于是，明代的養生酒開始帶有十分強烈的保健滋養趨向。萬歷十九年（1591 年），明朝文人高濂曾在《遵生八箋》釀造類的開篇寫下：“此皆山人家養生之酒，非甜即藥，與常品迥異，豪飲者勿共語也。”一方面，從中能看出明代人已經將養生酒和其他用于飲用的酒進行了區隔；另一方面，也能窺見明人對養生酒的態度：酒雖好，但也不要貪杯。

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。明代李日華《六研齋筆記》記錄了“內人沈氏自釀的十品露酒”，其中包括了人參酒、梅花酒、松針酒、何首烏酒等今天仍能見到的酒品。在明末人稱“藥地和尚”的方以智所編撰的《物理小識》中，還詳細記載了藥釀的步驟：“一分燒酒，二分窨，苧袋盛藥浸之……窨三年妙甚，藥隨宜袪。”諸如此類的證據都足以證明，明代的養生酒，拓展到了更廣闊的生活層面。

植物之于酒，古往今來，交互頻繁，既是一部綿延不絕的文化史，亦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題與靈感之源。